在空间和时间中检验理解——评张新颖《沈从文

似乎不能把《沈从文九讲》①　张新颖：《沈从文九讲》，北京：中华书局，2015，以下简称《九讲》。归入当今标准的专业化的学术著作。毋宁说，有别于一般的学术专著，《九讲》自始自终有着明确的阅读策略：从沈从文自身来理解沈从文，避免已成定论的种种条款、习语和名词。大概仅这一条就无法合乎强调系统化理论概念及背景勾连的严格西式学术规范。《九讲》对沈从文的理解和接近，的确是相当个人化，甚至可称之为“具体”的：《九讲》的前身是脱胎于课堂讲稿的《沈从文精读》（以下简称《精读》），此课堂也非专门的研究生专题讨论小课，而是为本科生开的原典精读大课，由此决定了这些关于沈从文的阅读和理解，从根本上不属于封闭的研究书斋内封闭的学术生产。人称代词“我们”和“你”等频频出现，潜在地预设了交流和沟通对象的存在，且这些交流和沟通并不限于研究者之间（尽管《九讲》开篇是两个研究者之间的对话，这之间的对话确实富于启示）。《九讲》虽名为“讲”，其本质并非灌输说教性的单人独白（monologue）式的“讲话”。它预设了对话的对象，且这一对话对象，正如沈从文本人一直期许的那样，是普通的年青读者。而课堂授课这一形式，即是本书所具之体。这是一个在当今学术研究职业化专门化的年代，似易实难、不低的一个态度。其下有着作者隐隐的抱负，或者说野心。 之所以说“态度”，是因为作者并非没有专业研究的深厚资质和能力：相反，不仅其之前纯粹意义上的学术著作立论鲜明，细读扎实，见解精谨，极具启发力；而且《精读》-《九讲》中多处开创性的解读视角，也已渐渐为学术共同体所承认并发扬。颇有意味的是，尽管《精读》-《九讲》就严格意义上的舶来学术规范而言是比较“非典型”的作品，在海外汉学界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从知名学术带头人到新晋年青研究者，无论是部分范围的佐证例证还是整体性的思路框架，论及沈从文时借鉴《精读》种种视角的，不在少数。从这一点上看，可以确证《精读》的学术辐射发散力。然而，这些“成荫之柳”大概从一开始就既未为作者所及，亦不是其抱负所在。 即使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又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天然极易被种种带意识形态的研究话语所挟持所绑定的场域，对时髦新进的理论名词拜物式应用研究已被奉为主流，或曰西学支流。抛开大多数人云亦云或杵格不合的泛泛之作不论，即使是将当下理论话语与具体历史文本应用结合得较好的研究专著，放到空间里和时间里去看也多少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和压力：过度依赖各种名词名教，空间上看，有着象牙塔内外的隔绝对立：研究专著的阅读者只可能是由极少数专业研究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小圈子，不免隔绝于大众；时间上看，理论话语如同通货，上手可以很快，流通可以很快，但与之相应的，膨胀贬值过时也可以很快。是在这些方面，《精读》-《九讲》的作者有着超出一般研究者的野心、信念和目标：好的阅读研究书写，要能经得起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检验。《精读》-《九讲》不仅产生并一定程度地服务于必须具有感受共同通约性的对话——课堂交流形式，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准备接受时间“壁立千仞的冷峻”检验的信念和觉悟。 从空间上的检验说起：回溯作者《精读》-《九讲》之外的近作，能发现其用心所在：其对“有情”的看重，称谓从沈从文那里借用，却能为有心读者照亮现当代文学及文化史的一块；而“学术”之外的那些离专业较远，或抒己志，或度他人的阅读体认和交流，究其实，也不妨称之为在“知”“情”“意”中注重后两者的“情感教育”。作者无论是为学还是为师，都对那种在不加思考、不充分内化和个人化的情况下便将外在习见定俗尊为权威，背离本心的态度持强烈批评。这从根本上讲可以西方人文教育传统的根基liberal education（此词翻译“博雅”教育似不能突出“liberal”一词背后反抗定见权威，自在自由自为自发之涵义，也即作者一再强调的“得其自”之“自”的涵义）的定义来比照，或中国古典传统中，未定为孔教之前记录于《论语》里的孔子鲜活的教育方式。在《精读》-《九讲》里，无论是开篇的对话立意还是之后的正文铺述，都能看出作者是以一种与雕刻家处理材料，召唤出原石里蕴涵的未成而又若成的形象作品相类的耐心、细致、谨慎、轻柔，来接近他心目中值得充分尊重的现代中国作家，给予尽可能贴切精准的表达。因任何不经仔细考量便滥用了的，不能“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的术语标签的暴力安插，都将如同用力过当的斧凿，对研究理解对象固是伤害与遮蔽，而返身于研究者，后果恐怕也是障壁。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理解作者偏爱的、仍基于专业研究者式的对文献既全面又细致的梳理把握。“文抄公”或曰述而不作的方式大量运用，显见作者对论辩证明式的西式标准学术写作风格有所保留。比《精读》出版要后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连“作”的部分都减至不能再减。而也正是由于作者在“作”这方面趋于克制，只说出可以说出的，对还不可说出的，无法精准理解或找到表达方式的，选择承认“不知”——沉默和留白，而不是将习见时语生硬套在研究对象上，那能说出的，相对于“述”的部分或许占较小篇幅的“作”的部分（横向比较而言，这些“作”的部分就质就量而言，在沈从文研究中已多有创见）因此才更显出文字背后厚积薄发的思考根基以及理解感受上的共同通约性。而这些共同通约性，是既可以启发更专业更理论化的研究者，新开格局，又可以为《精读》-《九讲》的真正写作对话对象——年青的甚至是业余的沈从文读者们所分享，“得其自”——照见自身的。因为“见”即是“现”；《精读》-《九讲》让年青的，甚至是业余的读者能“看见”完整的沈从文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完整的沈从文的形象呈现的过程；而对一个好的研究-阅读-理解对象的好的研究-阅读-理解，是必须也必将有益于自身的。 空间上的检验易证，时间上的检验则相对难知。不过，在笔者看来，就《九讲》与其前身《精读》的关系来说，其实对时间上的检验已有所回应。这里不妨从《九讲》的书名数讲起：作者大可将开篇对话算入，凑成整十讲，也许是更为惯例的做法：倾向于数字“九”似乎透露出作者一点小小的我执。固然“九”这个数目字对沈从文本人情感经验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他感情很深的小妹在家中称“九妹”，而他的那些写给妻子的书信中，“三三”更是沈从文对其生命中“知”、“情”、“意”用心最力、最重要的沟通交流对话对象的宝贵称呼；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中，“九”这个数字是将满未满，也因此最开放最具生机的一个数字，这和《九讲》的旨趣相通。如上所述，《九讲》不同于一般的研究专著，后者的标准是完成，是“事功”：完成的东西是封闭的；《九讲》旨意不是“事功”，不是完成，而是“有情”，是召唤。只有活的，有生机的东西才能召唤。《九讲》的前身是出版于整十年前的《精读》。在这个一切节奏都变得飞快的年代，十年间已有无数大小学界热潮，方起方落。而从《精读》到《九讲》，具体内容上除了最后加入的与当代文学的勾连，没有改动。或者如果要说有，从《精读》凝练为《九讲》，书题的选择可以隐隐看出，作者对始自十多年前那个“自”对沈从文的阅读和理解有了时间才能带来的确证和确信（让人想起伯格曼评论早期作品《冬日之光》：“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再回头《冬日之光》，是一次令人满意的经验。我发现一切仍然很完整，没有变质”）。《精读》-《九讲》中的讲述和理解试图并成功地做到了对其要讲述和理解对象的无限趋近；或者说，所有沈从文的真诚的阅读理解者都是幸运的，同时，能有那样真诚的阅读理解者的沈从文也是幸运的。这本并不厚的小书，同沈从文最精粹最好的作品一样，是“照我思索，能理解人”，是“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是“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将会在时间里碰到一代一代的读者，如若初见，常读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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